小时候听老人讲这句话，我以为是“富贵不能赢”，心想有钱人怎么会不能赢呢，后来上学了才知道，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老师解释说，这个“淫”不是那个意思，是迷惑、迷乱的意思。人一旦富贵了，就容易晕头转向，找不到北。孟子的原话后面其实还有一段，讲的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最后一句是“此之谓大丈夫”。整段话合在一起，才是一套完整的做人标准。
我爷爷是个木匠，一辈子没富贵过，但他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说人不怕穷，怕的是穷的时候盼着富贵，富贵了以后又忘了自己是谁。村里有个人，早年穷得叮当响，后来出去做生意发了财，回村的时候开着小轿车，见人不打招呼，他亲叔叔站在路边，他车窗都不摇下来。我爷爷看见了，摇摇头说，富贵后面还有三个字，这人是把后面三个字弄丢了。
后来我读书多了，发现古往今来说这个道理的人不少。《聊斋志异》里有个故事，讲一个书生娶了狐妻，狐妻给他银子让他过日子，书生拿银子买了功名，当了官，当官之后就嫌弃狐妻是异类，要把她赶走。蒲松龄在结尾骂这类人骂得很狠。蒲松龄自己一辈子没中举，考到七十岁才补了个岁贡生，穷了一辈子，所以他特别懂那些一旦得势就变脸的人心里想的什么。他笔下的这种人，下场都不好，不是因为狐妻报复，是因为他们自己先坏了心术，坏心术的人走到哪儿都要栽跟头。
《红楼梦》讲得更透。贾府鼎盛的时候，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让他们在祖坟旁边多置田产、办家塾，留条后路。王熙凤听着觉得有道理，转头就忘，继续放高利贷、弄权铁槛寺。后来贾府抄家，树倒猢狲散。曹雪芹自己就是从富贵里跌出来的人，小时候锦衣玉食，家族被抄之后在北京西郊喝粥，粥都喝不上了。他写这本书，与其说是写别人的故事，不如说是在给自己前半生记账。他记的这笔账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富贵这个东西，来得快的时候，人坏得也快。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过一句特别实在的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有人都在为利奔忙，这没什么可指责的，想过得好是人之常情。问题在于利到手之后怎么办。司马迁写了很多富贵人物的列传，他特别注意看这些人富贵之后的表现。比如写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回老家，唱大风歌，哭着说游子悲故乡，这时候的刘邦还是人。写他晚年猜忌功臣，把韩信逼死，把彭越剁成肉酱，这时候的刘邦就只剩下皇帝了，人味儿没了。韩信临死前说狡兔死走狗烹，他到死才明白，富贵本身不害人，让人失控的东西是追逐富贵过程中的那个狠劲，这个狠劲养成了，富贵到手也停不下来，最后把恩人也一起剁了进去。
我有个远房表舅，在县城开五金店，做得不错，后来又开了分店，再后来县里搞开发，他的铺面被规划进去，赔了一大笔钱。按说这是好事，五十多岁的人，拿着几百万，可以歇着了。他不歇，拿着钱去搞民间借贷，说是熟人介绍的项目，月息三分。头几个月确实拿到了利息，他把本金又添了一些进去，还劝我姨也投。我姨说咱不懂这个，不敢。表舅笑话我姨胆小。第二年资金链断了，牵头的人跑了，表舅的本钱一分没拿回来，急得脑梗，躺在医院里才想明白。他跟我说，人有钱之后，胆子会变大，觉得自己看得准，其实不是看得准，是钱把眼睛糊住了。
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有意思。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三句其实是三道关，富贵是第一道，也是最难过的一道。因为贫贱的时候，你没有作恶的本钱，想移也没处移；威武临头的时候，压力摆在明面上，人反而容易生出对抗心。唯独富贵，它是甜的，是人自己盼来的，它来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是考验，你觉得它是回报，是我应得的。就在这个“我应得”的念头起来的时候，人就变了。
苏东坡算是个反例，他一生被贬来贬去，黄州、惠州、儋州，越贬越远，但他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富贵的时候也没飘过。他在杭州当知州，修苏堤，办病坊，在徐州带着老百姓抗洪，水退了以后他建议朝廷加固城墙，免得后患。他在朝里当翰林学士的时候，没有置多少田产，倒是趁有俸禄的时候收养过灾民的孩子。后来他被贬到黄州，穷得开荒种地，才发现在朝里没攒下钱这件事救了他，因为没攒钱，所以他没学会抠，没学会防人，他的朋友圈子还是那批人，聊天还是聊那些。他被贬的经历反而证明，富贵这道关他早年就过了，过的方式很笨，就是没把富贵当回事。
富贵这个名字有什么魔力吗
曾国藩倒是把富贵当回事，所以他用了另一套办法对付它。他做到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权倾一时，但他给自己立了很多规矩，不许家里买田，不许子弟坐轿，不许女人出门坐车要有排场，女儿出嫁的嫁妆限定二百两银子。这不是抠，是他看明白了，富贵这个东西养人先养骄气，骄气一起来，人说话就没了分寸，办事就没了边界。他的家书里翻来覆去讲的就这几件事，讲了几十年。他弟弟曾国荃攻下南京之后抢了很多钱财，回老家盖房子，盖得特别大，曾国藩写信骂他，说这座大宅子盖起来，不是福是祸。曾国荃不听，后来湘军裁撤，曾家势力消退，那座宅子果然成了当地人眼里的一个话题，一个标靶。
再说回我们身边。现在的人说富贵，多数指的就是有钱。有钱本身没有罪，钱能让人吃饱穿暖，能让孩子上学，能让老人生病住得起院，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问题出在钱多了之后人跟人的关系上。钱少的时候，亲戚朋友之间借个几百块，是情分。钱多了之后，几百万的投资在饭桌上一句话就定了，签合同反而不好意思，怕伤感情，结果出了纠纷连朋友都做不成。钱少的时候，人对工作是珍惜的，钱多了以后，工作变成了打发时间的东西，干活的人说话就冲，对服务员、对下属、对家里老人，口气全变了。这些变化都是一点一点出现的，本人往往察觉不到，察觉到的都是旁边的人。
我认识一位老太太，在纺织厂干了一辈子，退休金三千多块。她的一个老同事，当年两个人是一个车间的，后来那位老同事家里拆迁，分了四套房，人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老太太跟我说了一件事，说有一年她过生日，请老同事吃饭，那位老同事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你这条裙子多少钱买的。老太太说了个价，对方说，哎呀，你怎么还穿这个档次的，我带你去买件好的。老太太回来跟我学这话，她说她当时心里不舒服，但说不清哪里不舒服。我听了明白，不舒服的不是裙子，是那位老同事看人的眼神变了，四套房把几十年的交情看轻了。
孟子这段话讲的是大丈夫，标准定得很高，普通人做不到那个程度也没关系，但底线要守住。底线是什么，就是在你发达之后，不把曾经跟你一个水平的人看成低一等的人。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因为发达之后你接触的人、办的事、看的风景都变了，你的参照系换了，你真心觉得当年的圈子土气。真心觉得，这就是麻烦所在，人骗自己的时候是不自知已上当的。
我们家有个规矩，是我爸立的。他也没什么大道理，就是逢年过节回家，谁挣钱多谁挣钱少，饭桌上不许提。他说钱这个话头一开，席就散了。姑姑家条件差一些，有一年饭桌上有个亲戚嘴快，问姑姑家孩子工作找了没，姑姑的脸一下子就沉了。我爸马上把话岔开，问那孩子的吉他学得怎样，那孩子立刻有了话，讲他怎么练琴。那顿饭后来吃得很热闹。我爸在楼道里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人这一辈子，起起落落是常事，今天你高，明天可能就低，所以高的那个阶段怎么对待低的人，等你低的时候人家就怎么对待你。
胡雪岩的故事很多人知道。他从钱庄跑街做起，做到红顶商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费有一部分是他出面借的洋债，那时候他风光到什么程度，进京见慈禧，穿黄马褂。就是这个人，在阜康钱庄如日中天的时候，囤生丝，跟洋行对着干，想垄断生丝市场，动用的银子超过千万两。他的一个老掌柜劝他收手，说市面上有说法，说树大招风，官场里的靠山在位则好，不在位就难说。胡雪岩不听，说我在商言商，凭着本钱办事。结果李鸿章跟左宗棠斗法，先斗胡雪岩，一道奏章参下去，官款催收，挤兑爆发，三天之内阜康各地分号全倒。胡雪岩临终前交代后事，说不要厚葬，不要立碑，把坟头弄平了，别让人认出来。一个人从黄马褂到不许立碑，中间隔的就是富贵后面那三个字，他起家的时候靠的是急人所难、仗义疏财的名声，败家的时候正是因为那个名声换来了的庞大身家压得他看不见风险了。
现在回头看爷爷那句话，我越来越觉得它不是在骂人，是在提醒。富贵不能淫，重点不在不能淫三个字，在富贵两个字。孟子知道人会富贵，他没让人躲着富贵，他讲的是你在富贵里待着的时候，得记着后面还有三个字压着。人这一生，往上走的机会不多，多数人一辈子平平淡淡，但也有几个节点会突然抬升，升职、拆迁、项目做成、中个大奖，这些节点来的时候，人人都觉得是好事。是好事，可好事跟坏事用的是同一扇门，进门之后往哪边走，全看人自己。我爷爷是木匠，他打家具的时候讲究一个说法，说木头有节的地方最硬，但裂也先从节上裂，好料子上的节如果不处理好，整个家具迟早从那儿开缝。
去年清明我回老家，路过爷爷当年的作坊，现在改成超市了，货架子摆在他原来放木料的地方。我从货架上买了瓶水，站在那儿喝完了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