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选什么日子
去年八月二十七日那天清晨，天色还没完全亮透，院子里的公鸡刚叫了头遍，我母亲就把堂屋的大门敞开了。门轴发出一声很长的吱呀响，在发凉的空气里传得老远。正中间的八仙桌上，放着前一天就打点停当的两个大号编织袋，旁边还立着一只带滑轮的黑色人造革皮箱。鉴于录取通知书上的报到日子是九月一日，家里人早在半个月之前，就开始为到底哪一天动身出门犯了愁。我二叔特意从镇上买了一本封皮通红的通胜历书，把厚厚的纸页翻得卷了毛边。我祖父戴着老花镜，坐在门槛旁边，一页一页去翻找，嘴里还不停念叨着天干地支。老辈人觉得出远门求学是一桩大事，断然不能随随便便抬脚就走。他们觉得出行的日子如果不适宜，路上就容易遭遇到车马颠簸的险情，到了学堂也难免会碰上水土不服的毛病。我当时年轻气盛，心里只顾着铁路局放票的钟点，根本不把这些黄历上的讲究放在心上。我对我祖父讲，如今都是按着列车时刻表买票，若是按照老皇历挑日子，只怕连一张硬座车票都抢不到手。祖父听完就把老花镜往下拉了一点，一双眼睛从镜框上方瞪着我，讲这求学择日的规矩传了这么久，自然有它的道理在里头。他讲古时候的秀才进京赶考，必须挑选黄道吉日，还要看准利于文昌星的时辰，才能把赶考的包袱挎上肩膀。我们这趟出远门虽然坐的是喝柴油的铁皮车，可人还是肉身凡胎，出门碰上煞气终归不吉利。鉴于老人脾气倔强，我母亲也站在祖父那一边，我只能把原本定好的行程往后推延。那几天里，堂屋的桌子上摊满了画着八卦以及十二生肖的小册子。祖父把隔壁村的吴先生请到了家里坐席。吴先生是个懂阴阳星宿的老学究，手里长年捏着一杆黄铜水烟袋。他坐在桌子主位上，一边抽着烟丝，一边把我的生辰八字抄在了一张红纸条上。他拿手掐算着指节，嘴里念念有词，把子丑寅卯排了一遍又一遍。他讲去年是癸卯年，七月里的秋风刚起，木气偏旺，如果要在学业上求个通达，就必须挑选一个金水相生的吉日。吴先生在黄历上圈了两个日子，一个是八月二十五，另一个是八月二十八。八月二十五虽然利于动身，但是冲撞了家里的生肖；如果选在八月二十八动身，不仅契合求学问道的日子，时辰上也极为稳妥。祖父听到这里，连连点头，马上把桌上的红塔山香烟塞进了吴先生的褂子口袋。母亲也在一旁舒了一口气，似乎只要把这动身的黄道吉日敲定下来，我往后四年的大学路途就能顺遂无阻。可是我心里却犯了难，因为八月二十八动身，距离学校规定的报到最后期限只剩下整整两天。从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县城到南方的大学校园，全程有一千八百多公里。那时候绿皮慢车要在铁轨上晃荡接近三十个小时，中间还要在省城的大车站倒换一次车次。如果路上发生一点延误，我就会错过新生报到的注册时间。我把这些困难摆在桌面上，祖父却摆了摆手，讲天地之间的规矩比学校的铁皮牌子大得多。他讲只要日子挑对了，路上自然会有神明护佑，就算火车晚点，也会有别的契机帮我们化解麻烦。母亲为了让我安下心来，就开始张罗收拾行囊的琐事。她把老旧的缝纫机搬到了光线敞亮的窗户底下，踩着踏板，哒哒哒地把几个蛇皮口袋的提手重新加固了一遍。那些蛇皮袋原本是装着化肥的，洗干净晾干之后，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塑料味道。母亲把厚厚的棉被用塑料薄膜死死包住，又用尼龙绳在外面绑了几个井字形的扣子。她讲外头的被褥虽然看着光鲜，但是里面的棉花到底不如自家地里长出来的踏实。她把两床大棉被硬塞进了编织袋，又把几件厚毛衣塞在缝隙里，把袋子撑得像两头圆滚滚的小猪。祖父在偏房里忙活着别的事情。他把老灶台底下的一块陈年老砖敲下来一小块，用铁锤砸成了碎末，用细筛子把细土筛了出来。祖父把这一小撮红泥土倒进了一张四四方方的红纸里头，又从米缸里数了四十九粒圆滚滚的早稻米。他把红纸仔细折叠成一个三角形，用一根红棉线缠绕了七圈，最后打了一个死结。祖父把这个红纸包递到我手里，叮嘱我务必把它缝在贴身衬衫的内侧口袋里。他讲这叫作水土包，到了几千里外头的地方，如果肚子疼或者夜里盗汗，就把红纸包里的泥土倒一小撮在开水杯子里喝下去，肚子马上就不痛了。鉴于这是老人家的一片苦心，我没有拒绝，当着他的面就把红纸包塞进了外套口袋。到了八月二十七的下半夜，全家人几乎都没有合眼。母亲在灶屋里烧火做饭，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把整间屋子照得通红。她把前两天就煮熟的三十个土鸡蛋重新热了一遍，又用红纸在蛋壳上擦拭，把每一个鸡蛋都染成了大红色。她讲红鸡蛋利于开运，在路上饿了就剥开吃一个，千万不能舍不得填饱肚子。不仅如此，她还把一整坛子腌制好的油辣子封好了口，外面裹了三层塑料袋，用胶带缠得严严实实，生怕汤汁漏出来弄脏了箱子里的课本。八月二十八清晨五点钟，堂屋里的座钟刚敲了五下，祖父就把那盏罩子擦得透亮的手提马灯点着了。老先生推算出来的动身吉时是卯时初刻，也就是早晨五点十五分。时辰没到之前，谁也不能把行李往大门外头搬动半步。我们全家人就这么站在堂屋里，安安静静听着座钟的钟摆发出沉闷的喀哒声。屋外的天色呈现出一种发青的蓝黑色，院子里的老槐树上挂满了白茫茫的秋露。当座钟的长针指到三的位置时，祖父咳嗽了一声，大喊了一声时辰到了。父亲马上弯下腰，两手各提着一只沉甸甸的蛇皮袋，使劲把身子往后仰，这才把袋子提离了地面。祖父在前面引路，他严厉吩咐我，迈出大门门槛的时候，一定要先迈左脚，并且中途千万不要回头朝院子里看。我照着他的话做，抬起左脚跨过了高高的青石门槛。脚掌踩在院子里的泥土上时，脚底下一片冰凉，晨露立刻把我的球鞋边缘打湿了一圈。父亲挑着行李走在前头，我和母亲跟在后头，祖父则提着马灯把我们送到了村口的机耕路上。在村口的大榆树底下，祖父停住了脚步。他从怀里摸出了一小挂二百响的红鞭炮，挂在树枝上，用旱烟袋的火星把引信点着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寂静的村庄上空炸开，把树顶上的麻雀惊得扑棱棱乱飞。祖父站在硝烟味道很浓的白雾里，冲着我们挥了挥手，讲路上一定要看好行李，到了地方就托人拍个电报或者打个电话。我看着祖父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在晨光里渐渐模糊下去。鉴于村里去县城没有早班车，父亲托了同村开三轮摩托车的李叔来送我们。李叔把那辆柴油三轮车停在路沟旁边，车斗里垫着一层厚厚的稻草。我们把三个笨重的大包抬上车斗，父亲用麻绳把包固定在铁栏杆上。柴油机发出突突的巨响，黑烟从排气管直冒，车板子不住地抖。我们坐在稻草堆上，冰冷的秋风迎面扑在脸上，带着一股庄稼地里的青草味以及泥腥味。三轮车在坑洼不平的碎石路上剧烈颠簸，每一次颠簸都把行李颠得向上跳跃。我用双手死死抓着蛇皮袋的绳子，心里还在盘算着县城火车站的列车排期。到了县城火车站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红彤彤的太阳从车站大楼的水泥顶棚后面升了起来。站前广场上全是密密麻麻的人群，大多是挑着扁担、拎着塑料水桶的大人以及学生。空气里弥漫着油条、煎饼果子以及劣质香烟混合在一块的味道。我们把行李卸在售票厅外面的水泥台阶上，父亲去售票窗口排队取票，我则守在行李堆旁边。鉴于出发的日子是八月二十八，这一天恰好也是周边几个乡镇集中外出务工以及求学的客流高峰期。售票厅的几个窗口前排起了十几米的长龙，每一个人都在焦急地往前探着脖子。广播喇叭里一遍又一遍播放着客车晚点以及检票口变更的通告，声音尖锐而嘈杂。过了足足半个小时，父亲才满头大汗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他手里攥着三张粉红色的硬纸板火车票，嘴里大口喘着粗气。他讲买到了去往省城的车票，位置虽然是无座车厢，但总归是赶上了上午九点四十分开车的这趟普快。听到没有座位，母亲脸上露出了一丝担忧的神情，埋怨父亲没有多花五块钱找黄牛代办。父亲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讲如今这年头能挤上车就算烧了高香，哪还能挑拣有没有座位。进站检票的时候，场面混乱得像是一锅烧开了的热水。工作人员拿着剪票钳子在铁栅栏门口大声吆喝，催促人群不要拥挤。父亲把那个装满棉被的编织袋扛在肩膀上，右手还拎着那只黑色皮箱，整个人被压得有些驼背。我两手提着另一个编织袋，母亲则抱着那一罐子油辣子以及装红鸡蛋的网兜。我们依靠着身体的重量，随着汹涌的人流硬生生往站台里面挤。铁轨上停着一列绿色的列车，车厢外皮油漆斑驳，绿皮车的窗户大多敞开着，有人正从窗户往里面递塑料盆以及行李卷。我们的车厢在列车的最末尾，沿着满是煤渣子的站台一路快跑，鞋底踩在煤渣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当我们爬上车厢踏板的那一刻，列车员就已经吹响了挂在脖子上的哨子。车厢里面闷热得像是一个巨大的蒸笼，天花板上的小风扇有气无力地转动着，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烘烘的。过道里挤满了人，甚至连洗手池底下以及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过道上，都坐满了面带倦容的旅客。我们好不容易在两排硬座座椅中间的夹缝处寻到了半个立足之地。父亲费了极大程度的力气，才把那两只沉重的编织袋举过头顶，塞进了列车上方的金属行李架上。行李架被压得发出一声沉闷的吱呀声，旁边的乘客抬头看了一眼，嘴里嘟囔了一句慢点。父亲连连向人家赔笑脸，又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想要给人递烟，才想起来车厢里贴着禁止吸烟的标语。火车在九点四十分准时拉响了汽笛，整列车厢猛地向前顿挫了一下，随后开始缓缓滑出站台。车轮撞击着铁轨接缝，发出节奏单调的匡当声响。窗外的县城房屋飞快地向后退去，那些熟悉的红砖瓦房、水泥电线杆以及成片的玉米地，逐渐变成了模模糊糊的色块。母亲看着窗外，眼圈有些发红，但她没掉眼泪，只是伸手把我的衣领整理平整。她从网兜里掏出两个用红纸染过的鸡蛋，在硬座扶手上轻轻敲碎蛋壳，一点点把蛋壳剥干净递给我。鸡蛋带着一股淡淡的红纸染料味道，蛋黄干涩，吞咽的时候有些卡嗓子。我依靠着一口凉白开，才把那口熟鸡蛋咽进了胃里。父亲坐在行李箱上，背靠着车厢厢壁，脱下了脚上的老北京布鞋，露出了一双满是老茧的大脚。他讲祖父挑的这个日子确实契合天意，如果是前天动身，赶上下大雨，路上塌方，车皮肯定开不动。他讲今天虽然车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但火车跑得平稳，这就是出门遇上了贵神。我看着父亲那副笃定的神态，原本想驳斥他两句，但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或许在父母以及祖父的认知体系里，这千百年来传下来的老规矩，是他们唯一能够为远行的孩子提供的庇护铠甲。他们无法预知几千里外那座现代都市的楼有多高、道路有多宽，只能依靠这本薄薄的通胜历书，把所有的期盼以及祝福，寄托在一个吉利的数字上头。整整一天一夜，火车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穿行。车厢里的气味越来越浓烈，酸臭的汗味、方便面的葱花味、橘子皮的酸甜味混合在一起。到了下半夜，车厢里的人大都抵挡不住困意，横七竖八地倒在座位上或者地板上睡着了。母亲把我的头揽在她的怀里，让我闭上眼睛歇息一会儿。她的棉布衣裳上有一种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草木灰以及洗衣皂的味道，闻着让人感到踏实。我没有真正睡着，耳边全都是车轮撞击轨道的轰鸣声。我想起祖父在红纸包里放的那一撮老家泥土，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胸口的位置。那个用红棉线缠绕的三角形硬纸块，隔着衬衫顶着我的肋骨，有些发硌，却带来一种奇特的沉重感。第二天下午三点钟，我们终于在省城倒上了开往南方的特快列车。这趟车比之前的绿皮慢车干净得多，空调吹出来的冷风甚至让人感到有些发抖。八月三十日的清晨，车窗外面的景致已经彻底变了模样。窗外不再是北方那连绵起伏的光秃秃的土坡，而是变成了一座座青翠欲滴的矮山包，水稻田在晨光下泛着镜子一样的银光。空气也变得湿漉漉的，仿佛能挤出水来。上午九点整，广播里传来了列车长温柔的播音，通知旅客终点站马上就要到了。父亲早早站起身，把挂在行李架上的编织袋拖了下来。由于长时间的挤压，编织袋上的塑料编织线已经有些松散，露出了里面红白相间的棉被里子。列车停稳之后，车门打开，一股夹杂着水汽的热浪立刻扑面而来。我们提着沉重的行囊，跟随着人流走出出站口。出站口外面的广场上立着密密麻麻的遮阳棚，各个大学的迎新横幅在风里飘荡。我很快在人群里寻到了那所师范大学的接站指示牌。几个穿着白短袖T恤的学长学姐迎了上来，接过父亲手里的行李袋，嘴里热情地喊着学弟。他们把行李抬上了一辆黄色的大巴车，我们在车窗边坐了下来。大巴车穿过宽阔平整的沥青马路，两旁全是不知名的热带树木，树叶宽大肥厚。父亲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呆了眼，嘴里不住地赞叹这南方的地界确实比老家气派得多。大巴车在半个多小时后停在了学校的正门前。高大的花岗岩校门上刻着金漆大字，门口挤满了送新生的私家车以及大巴车。我们在体育馆的大厅里办理了入学报到手续，交了学费，领取了宿舍钥匙以及一套塑料洗漱盆。我的宿舍在六号楼的五楼。楼梯非常狭窄，我和父亲合力抬着那个沉重的人造革皮箱，一步一个台阶往上挪动。南方夏末秋初的天气异常闷热，楼道里密不透风，走不到三层楼，父亲背上的衬衫就已经全被汗水浸透了，紧紧贴在脊梁骨上。到了五零二宿舍门口，我把那把黄铜钥匙插进锁孔，用力转动了两下。门锁发出咔哒一声脆响，门开了。宿舍里摆着四张铁架床，上面是床铺，下面是连体书桌。水泥地面打扫得很干净，阳光从南面的阳台斜斜地照进来，空气里漂浮着一层淡淡的石灰粉尘。另外三个舍友还没有到，整个房间显得空旷而安静。父亲把两只编织袋扔在水泥地上，一屁股坐在了木头椅子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母亲则马上忙碌起来，她从门后头寻到了一把旧笤帚，把床板上的灰尘扫得干干净净。接着，她把那床厚厚的棉被从蛇皮袋里掏出来，铺在了上铺的木板条上。被子太厚实了，两边垂下来很多，母亲不得不把被角折叠了几下，塞进了铁栏杆的缝隙里。她把带来的旧被单抚得平平整整，连一个褶子都不肯留下。忙活完了这些，父亲从裤兜里掏出了一盒在车站买的绿豆糕，掰了一半递给我。他讲去年在家里择日子的时候，心里一直悬着一块大石头，生怕中途出岔子。如今顺顺当当进了宿舍门，连床铺都收拾齐整了，这才算把老天爷赐给的好日子坐实了。母亲把那个装满油辣子的玻璃坛子放在了我的书桌底下，又把那三十个煮鸡蛋里剩下的十几个掏出来，放在了一个白塑料盘子里。她交代我，红鸡蛋要分给同宿舍的舍友吃，这叫作同甘共苦，免得日后跟人家闹矛盾。下午四点钟，父亲和母亲准备离开学校，他们要坐当晚的慢车赶回北方老家。鉴于舍不得花钱住外头的旅馆，他们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回火车站去候车室过夜。我把他们送到了学校大门口的公交车站台。太阳正慢慢沉入西边的居民楼后面，把天边的晚霞烧成了一大片暗红色的火海。进站的公交车喷出一股滚烫的热气，车门哗啦一声打开了。母亲在上车之前，又伸手摸了摸我胸口的位置，确定那个红纸包还在不在。她讲到了夜里要是换了地方睡不着觉，就把红纸包压在枕头底下，保准不会做噩梦。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随后拉着母亲的胳膊挤上了公交车。车门关上了，车身晃了晃，卷起一阵尘土，汇入了马路中央密密麻麻的车流之中。我站在站台的水泥台阶上，一直看着那辆公交车的尾灯消失在拐角处，这才转身往回走。回到五零二宿舍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彻底暗了下来。我没有开灯，只是走到阳台的水龙头旁边，伸手拧开了锈迹斑斑的铁阀门。水管子发出咕噜咕噜的一阵闷响，喷出了一股浑浊的黄水，随后才变成清澈的凉水。我把带来的那个搪瓷缸子凑在水龙头底下冲洗干净，接了满满一缸子水。我端起缸子喝了一大口，水很凉，带着一股浓烈的自来水管铁锈味，顺着嗓子眼一路凉到了胃里。我把搪瓷缸子搁在阳台的水泥台子上，掏出钥匙把书桌右边的抽屉锁上了。